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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昌六年(747),赤霄王朝为广求天下之士,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

乡野之士满怀壮志奔赴京城,渴望将自身才学售予帝王家。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布衣之士无有第者”。

主持考试的宰相苏佞臣上表祝贺皇帝“野无遗贤”。言下之意,人才都已被皇帝纳入朝廷,这些自视不凡的乡野之士,不过是些普通石头罢了。

这些“石头”之中,有一个人名叫李逸尘。

四年后,盛昌十年(751),李逸尘向朝廷献《三大礼赋》,受到赤霄帝的关注,使待制集贤院,命试文章,主试者依旧是苏佞臣。李逸尘还是未得到一官半职,从政的希望再次破灭。

后来,李逸尘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满腹怨气直指心胸狭隘的苏佞臣。

奸相盘踞朝堂,一手遮天;贤才有志难伸,备受压迫。这样的朝廷,怎能不衰败?

到了赤景帝时期,宰相周宏指出:“人皆以盛昌十五年罗霸天自燕城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太初二十年罢贤相张正风,专任奸臣苏佞臣,理乱自此已分矣。”赤霄盛世的转折点不是霸天之乱,而是苏佞臣专权。

这一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新赤史》将苏佞臣列入《奸臣传》,《史鉴通录》罗列了他的诸多罪状。此后,人们讴歌赤霄盛世,脑海中总会闪过赵贤、钱清、张正风这些贤相的名字;而回忆起王朝的坠落,免不了要责怪苏佞臣一番。

用好人,有好政;用恶人,自然就有恶政,这是世俗的看法。

霸天之乱后,赤霄帝逃到蜀地,曾与吴悠比较太初、盛昌时期的卿相。论及苏佞臣时,赤霄帝说:“嫉贤妒能,亦无敌也。”随后,吴悠问道:“陛下何用之久耶?”赤霄帝却沉默了。

苏佞臣任相十九年,是赤霄帝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而且,苏佞臣任相前期,王朝繁荣之景达到了极盛。这似乎不是一个单纯的“用恶人”问题。

赤霄帝的沉默意味着一个难以开口的答案。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苏佞臣之前的宰相们。

我们知道,唐初行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事,这就是宰辅中枢。赤霄帝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们有了常设机构,这一机构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其他部门沦为下级单位,以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

这个变化体现了一点:权力正在集中。

太初元年(713),赤霄帝任命赵贤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赵贤早在武周时就当过宰相,以干吏着称。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贤,同时宰相孙庸、钱清等但唯诺而已。贤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但赵贤不仅长于吏道,还精于权术,入相不到两个月,就将宰辅王谋和郑直挤出中枢。

一日,赵贤在退朝后故意拖曳脚步,装做有足疾的样子。赤霄帝问:是不是很痛?赵贤答道:痛楚不在脚上,而在心里。楚王是陛下爱弟,王谋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楚王府中,恐怕楚王要为王谋所误,所以我很担忧。于是,赤霄帝将王谋贬到相州。之后,赵贤又上奏称郑直对所任“散职”不满,“兼有怨言”,赤霄帝贬郑直为睦州刺史。

在赵贤的排挤之下,其余宰辅要么被逐出朝堂,要么唯唯诺诺只会顺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没有掣肘的中枢。

太初四年(716),赵贤罢相。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完成,政治走上了正轨,就需要一个守成式的人物上台。于是,耿直的钱清成了主相的人选。不过,钱清拘泥成法,为相三年,招致众怨被罢免。

被赵贤赶走的王谋,在地方历练一番,反倒成为了一个出将入相的全才,再次进入中枢。他先是打压武将出身的宰相周勇,后与御史大夫吴刚、御史中丞郑通,各自结党,相互构陷。太初十四年(726),王谋倒台。

从未止息的内斗并没有将国家拖入深渊,反而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盛世。

太初年间的宰相们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孙庸干得比较久,他不敢与别人争权,遇事就推让,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个署名的工具人。他一共干了九年九个月,最后因年老多病罢相。

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宰相,必须主动出击,倾轧同僚,在掌权之后往往四面受攻,所以很快被淘汰下来。宰辅越独断,政敌就越多,就越依赖皇帝,权柄自然就操持于上。而且,这些宰相倒台之后,一般不再严加处分,反而给予名义上的高官以示恩宠。可见,他们并没有在外朝形成一个有威胁的势力,否则早就遭斩草除根了。

赤霄帝隐于背后,炉火纯青地施展制衡之术,能做事就提上来,不能做事的就贬下去。

太初十七年(729)郑通的任相,就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向赤霄帝提出的括田括户等措施,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郑通被罢免之后,赤霄帝曾对大臣说:“卿等皆言通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嫉贤妒能”不是问题,能不能做事才是关键。

苏佞臣生于武后时代,是赤霄王朝庞大宗室中的一员。他自小聪明干练,喜欢游猎,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当时,进士、明经出身的人可以走清流一途,而他通过裙带关系照样可以获得一官半职,然后积累经验,展现才干,步步升迁。

太初十四年(726),苏佞臣得到郑通的引荐,被授为御史中丞。当时,朝中隐隐分成了两派:重文学的王谋和重吏治的郑通。王谋一派大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十分厌恶无“文学”之士,郑通一派则精通理财,擅长处理具体事务。

郑通曾联合吴刚、苏佞臣二人弹劾王谋,最后两败俱伤,唯独苏佞臣安然无恙。原来,郑通在王谋罢相之后,穷追猛打,苏佞臣则选择果断抽身。赤霄帝觉得下面吵得太凶,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贬斥一番,就这样,苏佞臣得以幸免。

苏佞臣灵敏的政治嗅觉,成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获胜的法宝。但是,想要纵横政坛,光会耍阴谋诡计是不行的。

太初二十一年(733),赤霄帝将宰相陈平和李和罢免。这是一个信号:朝廷出现了新问题,该换人来治理了。

当时,关中下了一场连绵大雨,粮食歉收,京城出现粮荒,赤霄帝只能移驾南京。这次情况非常糟糕,京畿地区粮价大幅上涨,斗米达五十钱。在驾幸南京之前,赤霄帝召见京兆尹刘策,问“救人之术”,刘策主张改革漕运,运粮来关中。之后,赤霄帝起用刘策、张正风为相。

太初二十二年(734),京畿地区下起了大冰雹,关中农业丰产无望,朝廷必须减免农民的赋税,但这样就会导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刘策正在主持漕运改革,张正风忙着西北的战事,还需要有人站出来解决财政危机。经过多方考量,苏佞臣是最合适的人选。

苏佞臣上任之后,主要就干一件事:减省开支。

古代王朝到了中期,大都会有积重难返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官吏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僵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减省冗官,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尸位素餐的家伙少了,没用的部门可以裁撤,经费开支可以减少,百姓也不用应付各式各样的盘剥。考虑到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此类改革都是吃力不讨好。

苏佞臣的执行力却是惊人的。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朝廷共减年支、色役等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八贯(一贯就是一千文);政府召募的劳役,裁了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冗官裁了三百多人。臃肿的官僚队伍得以瘦身,庞大的开支用度砍了不少,这在赤霄王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

苏佞臣任相之后,文学与吏治之争由隐而显。

文学一派的领袖换成了张正风。自武则天时代以来,文学出身的进士在政坛越来越举足轻重,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他们并非目空一切,只会空谈,相反,像王谋、张正风这样的人都是干练之才。他们相信,唯有文学教化才能保证官员的品质,像苏佞臣这样不知学术的人,可以用,但不能为相,否则容易酿成大祸。

从马忠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对立。

马忠乃是胥吏出身,依靠军功爬上节度使的位置,在任期间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在河西地区行和籴之法,节省了大量军费,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赤霄帝想要让马忠担任尚书令。张正风听后,和赤霄帝大吵了一架,他说:“尚书一职,一般都是让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马忠乃边隅小吏,目不知书,担此重任,恐不孚众望。”赤霄帝又问,封个爵位行不行?张正风继续反对。

苏佞臣则对赤霄帝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还讽刺了一句,“马忠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张正风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这句话直接把马忠抬高了一个等级,同时指责张正风狭隘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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