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去收税的是文官！ 地主士绅不交税，上边收一，下边收一百！清代雍正之后，摊丁入亩什么的一搞，农民负担不是很重。

大明英宗皇帝第二次登基，几个大臣带着走回皇宫，就登基了。然后，开始了大明文官一统天下的时代，成化年间更是加重了这种局面。孝宗皇帝时期史书都说国舅贪张枉法坏事做绝暗无天日什么的，但是李梦阳追着国舅打最后国舅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正德年间太监和武将势力终于有点起色，结果正德莫名其妙就落水了，落水之后回京他的心腹都被关在皇宫外面，相见正德都见不到他。

后来想想嘉靖万历死活不出宫也不是没原因的，相对于魏忠贤、刘瑾、王振等人，宦尚有王岳、徐智、范亨、覃昌等皆为一时忠良廉靖更有文雅如萧敬，谨厚如陈宽，忠谠如何文鼎，廉洁如金安，耿介如兴安，知人如金英，持正如怀恩，刚勇如张永、节义如王承恩者还有张宏修身自守，田义无私至公，陈宏以圣贤道理为准则。对比一下，太监们出坏人的概率等于文人们出清官的概率。

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爷的手里，国家反而得到了相对的稳定！至少，大部分地方是稳定的，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是一种古怪的平衡！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可能跟万历爷一般什么都不管。

但是，历史是文人书写的，文人们把天下治理着治理者就把天下治到自己家去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理学兴起在宋朝，被当成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则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以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汉唐宋三代都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由于文官集团是帝国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样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由于皇帝拥有行政权，而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的斗争异彩纷呈，格外好看。

四位跟文官斗得热闹的明朝皇帝，他们是：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点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