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党的人保持了中立，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让开办工厂的人缴纳百分之二的特殊济贫补偿，组织这些难以生存的人移民他处。

他们的中立让最富有斗争性和经历过数次斗争经验的那群人没有支持，只是在心理和语言上表示了同情。

在确保了墨党中立并且口头答应了特殊济贫补偿税费后，闽郡的资本家、作坊主和海商，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合在了一起。

新成立的沿海银行迅速给出了大量的现金；雇佣的流氓和公司的员工迅速集结；投机商被警告不得趁乱扰乱闽郡的经济秩序；在混乱中保障了对自身利益尚无影响的诸如织布工小织布作坊等其余产业的秩序和正常生活让他们保持中立；大量的公司的武装雇佣兵兴致的员工快速从海上撤回，脱下了制服放下了火枪，拿起了木棍；大量的金钱投入到报纸和舆论之中，造谣说民本浪漫社的人收了西班牙的比索，是为了毁掉本国的工业，并且声称他们的头目收了传教士给出了三万五千银比索……

早已得到消息做好的充足准备，让这场“尊严进军”变得毫无尊严可言。双方在闽河沿岸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冲突，一群被雇佣的伪装成雇工的人守卫在纺纱厂的门口，高呼着“我们也要吃饭”的口号，打成一团。

军队化的武装雇工对付这些只靠一点数量可怜的纠察队撑着的砸机器运动示威者，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从抓获的几个头目之中，收买了一人，写下了供词：砸机器是民本浪漫社的头目指使的，而且据说头目们收了西班牙的比索等等。

一封以据说为开头的供词，早已收买的治安官和其余官员们迅速地活动起来，查封了民本浪漫社的总部，抓获了大部分的负责人。

很快，证据表明收受比索的事是子虚乌有，但是砸机器的事却是赖不掉的，必须安在这些人的头上。

在上面那些大家族和隐形贵族们盼着这边的事闹大之前，这件事就已经解决。

七十多人被闽郡的司法部门判处了监禁、劳役或是驱逐出境。闽郡的议事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了机器及其工厂生产资料保护法案，任何试图砸毁机器的人都需要被判处两年的劳役或是选择被流放出境——虽然不适用于立法之前的这次行动，但为以后的镇压做了有法可依的条件。

没有给任何一点都城那些官僚、隐性贵族或是旧时代政治家族发难的借口，也让闽郡的郡守嗟远山不可避免地被绑在了这群利益集团当中，他背后的一些政治投机家族也开始将宝压在了沿海的大商人大资本家的身上。

作为让步，闽郡也出台了工厂特殊济贫补偿税费的决议，以及崭新的《热带种植园雇工发案》。

前者由工厂出一部分钱，让那些因为工厂的建立而暂时陷入了无依无靠贫困的人出海谋生，主要流动方向就是墨党控制的大荒城。

后者则规定，当有本国的自由劳工存在的时候，种植园等产业必须优先雇佣本国的自由劳工，而只有在本国的自由劳工数量不足的时候才允许使用奴隶。并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件事，但是同样的种植园自由劳工的法定工资也是极低，比起奴隶来只能是稍微贵一些。

最终审判那些组织者的时候，唯一出台为那些组织者辩护的只有湖霖。他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辩护，却在心底打定了将辩护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

许多人围观，湖霖早已习惯，从认识陈健到现在已过去了八年，经历了太多大事让他不再是那个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但心里的良心却一直未变。只是越发的苦闷找不到出路。

千百人听到了湖霖看似辩护但却是演讲的宣传，心有所动，但审判的结果并未改变。

“在场的诸位，抢劫有两种。一种是快速的、致命的、明明白白的。另一种则是隐藏的、缓慢的、靠着钱生钱的手段抢走别人口袋里的钱。难道这是合理的吗？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反驳的人淡然地说道：“柱乾先生，前者违法，后者不违法。除非您现在推翻了政府、或是在国人议事大会上更改了法律，否则您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合理与不合理……就像是收税一样，我能找出一万个理由说他合理，也能找出一万个理由说他不合理。但最重要的，只是它是否合法。”

这一场简短的宣传之后，湖霖又找到了正在忙着组织新一批往大荒城的移民的墨党成员。看着这些原本的纺纱手工业者和将来的农户或是其余行业的人，湖霖问接待他的原本的同志道：“他们想要个橘子，但你们却偏偏给了他们个桃子。他们的自由呢？人的自由意志你们尊重了吗？”

“柱乾，他们原来想要桃子，但是买不起，于是只能买橘子。所以这就是自由？”

“桃子不够的时候，买桃子和分桃子，都不自由。于是你们觉得那就无所谓了？”

“不，我们只是为桃子足够多而努力。至少比你坐在那，只说分桃子也不对、买桃子也不对要强。至于那些人更可笑，桃子不够多，那就把桃子都砍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比他们还要强一些。”

尖锐的批判让湖霖很舒服，就像是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却需要被人痛斥一番帮他下定决心一样。虽然眼前这个人八年前还是看自己写的《梦城》的年轻人，却没有让他感到太多的不快，只是笑了笑，问道：“陈健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有些事不能和你说，但有些事告诉你无妨。他现在就在大海的东边，我们派去的船已经出发，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