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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生走的时候特意又把我叫了出来，托我照顾好他的唯一的女儿，还是那句话，他对不起女儿，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希望我能对李芸好，做个负责任的男人。

我心想，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唉，李伯伯呀李伯伯，你恐怕是所托非人了。

不过我表面上还是应承得比较痛快的。

我又想起一事，既然李树生这么看得起我，我也想对他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对了，李伯伯，南巡讲话之后，房地产可能会有所起色，但那是假象，希望您不可盲目地投入太多的资金在房地产上，暂时观望一下吧，等到两年后再进入这个市场，也许胜算更大。”

李树生再次用惊异的难以置信的眼神瞧着我说：“周序，有时候我真怀疑你象我女儿说的那样，是从外星球来的。”

我说可能吧，我忘记我以前出生在哪个星球了。

李树生哈哈大笑着猛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兄弟你可真有意思，我能认识你，也算是种缘分。我会记得你说的话，可不保证会一定听你的哦。”

我想他说的也没错，谁知道这历史会如何变化，虽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我的记忆并没有过大的出入，但真正改变历史的，不正是一些细枝末叶的小事么。

转眼又快到了社刊出刊的日子，由于包丽娜的突然辞职，搞得来老何也很郁闷。一直以来这育新文学社都是社团中心的第一招牌，社刊也是本校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所以老何不得不请来中文系上届的学生会刘会长，来做社团中心的秘书长兼文学社的社长。

这天老何叫了我，李响和董春雷以及那位前学生会主席一起在社团中心办公室开了个碰头会，我一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姓刘的前主席就马上想起来了，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们出班刊刷海报，到学生会为海报盖章时，见过这位仁兄，没想到事隔一年又见着他了。

老何的意思是这期社刊一定要保持高水准，不能让育新文学社的招牌倒了，对优秀的作者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新秀亮出真功夫来。

然后老何就拿出了一个公文袋，说里面是包丽娜移交的部分来稿，希望我们这个团体能够认真审稿，再多征些精品，努力把社刊做好。

老何说完了，我们的表态还是少不了的。虽然我们的表态稍稍有些夸张，但我认为九十年代初人们向领导表决心时基本上都是真诚的。

接着老何也说了，文心书屋对文学社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很高兴当时审批出我这个书屋来没审错。不过现在虽然文学社的经费因为有了书屋的支持，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社团中心下属的其它七八个小社团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的困扰。老何忧郁地看着我说：“我总不能再批七八个文心书屋出来吧。”

见我毫不动容，他又接着说道，社团中心有个大会议室，利用率奇低，一年难得开一次大会，也就是团委表彰社团积极份子时用一下，实在是浪费，当初他就不明白把会议室内造那么大干什么。

现在有人向老何提议，是不是把这个会议室内改造一下，对外承包出去，比如说变成舞厅也不错，至少小社团的经费有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