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朕要打死他!(1 / 2)

赵骏浑然不知道自己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骑绝尘。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客观原因以及为什么会受到几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抵制。

归根到底,范仲淹改革的十条当中,有五条都是针对冗官问题,剩下五条,才是富国强兵和厉行法治。

所以他主要改革方向还是三冗之一的冗官问题,想要通过裁减大量人浮于事的官员,精简机构,加强效率,来达到节省财政、澄清吏治的目的。

但还是那句话,这么做触动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作为利益失去者,他们自然要联合起来贬低新政,把范仲淹踩到土里去。

如果宋仁宗有魄力的话,就算是得罪了士大夫阶级,手里握着兵权,他们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该被裁员还是得被裁员。

可宋仁宗摇摆不定,听风就是雨,渐渐对范仲淹不信任,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黯然落幕。

这就是赵骏为什么会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宋仁宗。

事实上这次改革对大宋非常重要。

要知道宋朝官员数量是汉代的六倍,唐朝、明朝的两倍,并且往往很多官员都身兼数职,有寄禄官、职事官、散官、勋官、贴职、爵位等等,每一个职务都能领一份工资。

所以看似宋朝官员只是唐朝明朝的两倍,可如果按照身兼数职来算的话,那么官员数量比唐朝明朝多个三倍不止。

而且他们的工资普遍比其它朝代都高,如跟明朝官员比,宋朝低级官员俸禄是明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五至十倍以上,宰相级别甚至能达到百倍差距。

同时宋朝官员数量太多,而部门又少,导致大量官员被授予虚职,官员没有实权,加上各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很多官员领着高额的工资,每天无所事事,纯粹浪费国家财政。

所以要是范仲淹真的能解决冗官问题,裁减掉一半的官员,那么朝廷每年的财政支出,将减少千万贯以上。

这笔钱对于目前每年军费开支达到四千万贯以上的大宋来说,无疑是笔巨款。

除此之外,范仲淹也想改革兵制和法律。

要是能把冗官问题解决,再改革兵制,减少军费开支,那么大宋的财政将会无比健康,有钱有军队有底蕴,北宋历史至少能延长一百年以上。

可连冗官的问题都解决不掉,更别说冗兵冗费的问题。因此范仲淹改革仅仅持续一年零四个月就被叫停,可谓草草结束。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改革虽然问题多多,造成动荡和后果都不小,可持续时间非常长,长达十五年之久。

就是因为王安石有宋神宗坚定不移地支持,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才被迫终止。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赵祯这货,让范仲淹没办法完成改革。”

赵骏拿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综合对比,说道:“国家的改制一定要最高权力者坚定不移地完成,除非是错的,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可惜范仲淹方向对了,得不到支持。王安石是方向错了,却得到了支持。”

这句话说完之后,赵祯脸色复杂,万万没想到,庆历新政失败的源头,居然是他。

范仲淹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

毕竟是皇帝,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不满。

所以沉默许久,范仲淹才问道:“为什么说我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错的呢?”

“因为吏治!”

赵骏斩钉截铁地说道:“伟人曾经说过,王安石是一个脱离实践的理想主义者。青苗法在构思上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在于吏治太差!”

“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不是特别抑制商业,导致经济活跃,比较有钱。但它的本质还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农业生产依旧以小农经济为主。”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什么?脆弱!”

“老百姓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全靠老天爷赏饭吃。今年风调雨顺,什么自然灾害都没有,各地粮食丰收,市面上粮食充盈,会造成谷价下跌。”

“要是来年到处去都是天灾,自然灾难频繁,造成粮食减产,就会造成谷价上涨,这就是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的根由。”

“而且农民经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农作物还没有长熟,家里就断粮了,无奈之下就只能找人借粮,乡里的地主就会让他们用土地做抵押,形成了高利贷。”

“运气好的时候,农民通过来年的丰收还可以偿还。可一旦运气不好,突然遭遇天灾,造成粮食减产,无力偿还债务,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地主收走。”

“王安石认为乡里的地主通过借贷,大量兼并百姓的土地,让百姓要么成为无地的流民,要么就只能成为大地主的佃户,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干脆让国家放贷,以较低的利率,让官府借钱给农民,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等到来年丰收的时候,就把钱再还给官府。”

“听上去是不错,而且官府也不会让农民以土地抵押,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的话,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问题在于王安石没有把吏治搞好,导致下面的歪嘴和尚太多,最终把青苗法这个好经给念歪了。”

“一个政策要推行下去,必然要经过各层官员。但到了宋神宗时期,北宋的基层官员已经烂透了,有贪官污吏者、有尸位素餐者,甚至还有只着眼于政绩者。”

“比如说某地风调雨顺,百姓并不需要这个借贷。当地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推下去,搞得天怒人怨。”

“还有地方,地方官员肆意提高利息;王安石规定是两成利,当地官员就多加几成,多出来的自然落进了那些官员的口袋。”

“史料记载,最夸张的有地方官员把利率直接提高了三十五倍,原本两成利,竟然要还七倍的借贷本金回来。”

“显然宋朝地方官府实在是太温柔了,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要定个名目,他真的,我哭死”

“更有甚者,干脆与当地豪强勾结,欺负百姓不识字,在契约文书上动手脚,故意不收百姓的还款,拖延时间,等到时间一过,就说百姓不还钱,然后夺走他们的土地,严重加剧了百姓的负担。”

“有如此大的执行问题,再好的政策也是白搭。”

“那么吏治问题根源在哪呢?还是宋朝冗官问题,底层碌碌无为和贪官污吏太多,导致青苗法根本不能顺利执行。”

“所以要是范仲淹时期把吏治问题解决了,让基层官员效率更高、办事能力更强,也不至于在王安石时期,因为地方执行力的问题,变法彻底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错的原因。”

“要想解决问题,根本还要先整治官吏!”

说到最后,赵骏已是慷慨激扬,声音贯穿房屋,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三冗问题根深蒂固,非一时一日,就能够解决。

而要想根治,就得一步一步来。

先从哪一步呢?

自然是吏治。

政策要靠下层官员机构运行才能推广。

如果底层权力保持腐败懒惰,再好的政策也是白搭。

所以赵骏才认为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先把基层官员的问题处理好,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不愧是后世人,赵骏看待问题的深刻是他们远远不如的,也只有这样的后来者,才能总结出改革失败的原因。

那一瞬间,包括宋仁宗赵祯在内,众人看赵骏,都像是在看一位思想卓越、对社会构架认识极深的改革家,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大宋,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