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3日，归绥整府大楼，会议室。

那个用了好几年的长条会议桌，两拨人一共十人同时坐在桌子的左侧。

此前一个月内，他们在这条桌子上进行了十数场激烈的谈判，但是当时他们是面对面坐着，分别在桌子两侧。

而现在他们坐在了一边，熟悉国际规则的人都知道，谈判的时候双方各自代表各自利益，必然要面对面谈判，而当谈判成功后，签约的时候，肯定是坐在一边的，这象征着双方的利益已经达成了一致，也是一种友善的象征。

这双方一方是日本整府，一方则是徐新六代表的塞北整府，此前在同一个地方，他刚跟苏联人签署了经济协议。此时他又跟日本人坐在了一边，表示塞日双方在利益上达成了一致，这很诡异，这个时代中国一个地方整府竟然可以跟日本有共同的利益？

此时放在双方中间的有两份文件，这正是他们这些天内达成的协议，终于签署完毕，双方盖章生效。然后是各路记者咔嚓不停的拍照，报纸媒体没玩没了的报道。

报告褒贬不一，但总体还是贬的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反日情绪浓烈到了极点。

但是赵书礼对这份协议却是很满意的，协议不包括这种具体细节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日本人获得修筑穿过阿勒泰山脉，将新疆跟东北连接起来的东新铁路新疆段的权力，但是新疆段东新铁路两侧日本人将不拥有探矿权和驻兵权（东新铁路中断的满洲里到乌里雅苏台段日本人拥有探矿权但没有驻军权，满洲铁路则探矿和驻军权力都有）。

第二，日本商人拥有在塞北各地投资，经商的广泛权力，拥有跟中国公民同等获得补贴及各类优惠政策的权力。

第三，塞北企业有权在日本投资，并且有权利聘请日本技术工人到塞北工作。

第四，塞北籍公民在使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铁路上将拥有与日本人等同的权力，而日本人在使用塞北境内铁路也将拥有同塞北公民同等的权力。

这四条中，赵书礼最满意的是第三条，因为这是他要求徐新六坚决要求的。目的很简单，为就要开始的塞北大建设寻找合适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日本这个国家至少有一件事值得中国学习，那就是对教育的极端重视，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大办教育，到1930年代，他们已经普及了中学教育，中学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数据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而且日本人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尽管他们的经济因为过早的垄断化，国家经济被少数几个财阀垄断，而不肯更新机器设备，工业体系和生产模式有些落后，但是他们自身的技术工人却不差，把一个日本技术工人放到同等的机床厂，他们加工出来的零件未必就比欧美的工人差，甚至因为细心的性格，或许更精密也说不定。

庞大的基础教育规模，还有发达的技术专科教育，加上明治开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不屑积累，让日本人拥有大量技术人员储备。而在一战中日本经济畸形繁荣后，开始长期的疲软，1923年又发生了大地震，重建还没有完成，美国经济危机又席卷全世界。

此时日本的失业人口数量庞大，其中自然也包括大量的技术工人，而此时赵书礼决定启动塞北的大规模建设了，而中国则没有这种储备。于是一个有需求，一个有剩余，本来是很好的互补。可是赵书礼担忧日本整府出面阻拦，虽然这种事情本身看来只是经济行为，但不管是什么行为一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那就成为整治行为了。

所以他要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塞北各企业在日本聘请技术人员的权力，只要日本人想经济侵略或者控制塞北，那么就不能阻止他们的技术人员流入塞北，为塞北的建设添砖加瓦。同时赵书礼跟徐新六也接受了严裕棠阴日本人的主意，所以就有了这次看似给予了日本大量利益的经济合作协议。

跟苏联和日本两个协议签订后，塞北整府一方面积极组织工厂为苏联人加班加点生产设备，一方面大量接收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设备，扩建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组织企业到日本举办各种人才招聘会。这一趟组合拳下来，大大锻炼了塞北整府的组织能力，这也为他们在后来的完成建设大纲的任务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赵书礼则坐镇归绥，跟徐新六一道进行货币改革。

这已经是赵书礼进行的第三次货币改革了，第一次从银元改到了纸币，第二次扩大了发行银行，这第三次则是要收回各个私有银行的货币发行权。

赵书礼自己的赵氏银行和徐新六的银行都还好说，问题是另一家发行行――河套联合银行，这家晋商联合银行，此时股东有上百家大晋商，资本金五千万，发行纸币超过五亿。但是这不是难办的地方，最难办的是，虽然经过大规模招商引资，但是塞北目前处于经济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山西商人。因为他们控制了大大小小的商业活动，从大铺面到小商贩，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钢铁机器几乎都有涉猎。而且这些晋商非常团结，一损俱损，塞北的纸币使用一直很稳定，不得不说有晋商很大的功劳，因为有大晋商参与发行纸币，他们主动的拥护和维持着纸币的信用，而小商人则看重大商人的信用，也放心大胆的使用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