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不知道她的血型。”

“你不知道你太太的血型？”

“也许是O型？”我猜道。

波尼皱起了眉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正在练习瑜伽。“好吧，尼克，我们正在尽力帮忙。”她一一列举了警方的措施：警方监控了艾米的手机，分发了她的照片，追踪了她的信用卡，正在找本地区有案底的性罪犯一一问话，正在仔细盘查我们那个人迹寥寥的小区，还把我家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以防有人打电话过来索要赎金。

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于是飞快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想要找出几句台词：电影上的丈夫在这个关头说了些什么？——他的话取决于他是否清白。

“我不敢说警方的措施让我安了心，你怎么想呢？你觉得这是一场绑架案，一个失踪案，还是怎么回事？”我对此类案件涉及的统计数字并非一无所知，罪案电视剧教会了我这一套，况且我自己此刻也正在主演一部类似的罪案剧：如果不能在案发后四十八小时有所突破的话，那该案件就很有可能成为悬案，也就是说，案发后四十八小时至关重要。“我是说，我的太太不见了，我的太太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用上这种口吻——有几分恐慌，又有几分愤怒的口吻，其实我早就该用上这种口吻了。我的父亲是个一肚子苦水、怒气和厌恶的人，经常变出不同的花样，我这一生都在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他的覆辙，结果变得完全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负面情绪。这是另一个让我显得很欠揍的特质：我的肚子里也许窝了万丈怒火，可是你从我的脸上压根儿看不出一丝怒意，我的话听上去更是格外和顺。这是个常见的毛病：要么管束太多，要么压根儿没有管束。

“尼克，我们非常重视这件案子。”波尼说，“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实验室方面已经派人去了你家，他们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现在你告诉我们越多你妻子的情况，事情就越好办，她是什么样的？”

此时丈夫们常用的句子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她甜蜜得很，她好得不得了，她为人和善，她很支持我。

我问道：“你问‘她是什么样的’，究竟指的是哪方面？”

“让我了解一下她的个性，”波尼提示道，“比如说，你为结婚纪念日送了她什么礼物？珠宝吗？”

“我还没有定下来送什么东西好呢，我准备今天下午去置办礼物。”我说道。说完我等着波尼放声大笑，嘴里再次说出一句“家里的小祖宗”，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好吧，那跟我说说她这个人，她性格外向吗？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是不是深具纽约气质？比如有些人会觉得她有点儿粗俗？或者有可能惹毛别人？”

“我不知道，她倒不是一个从来不肯与生人交往的人，但她也没有粗鲁到让人想要害她的地步。”

这是我嘴里说出的第十一个谎言。有些时候，眼下的艾米粗鲁得想要向别人出手——我说的是眼下的她，这个艾米跟我当初爱上的那个女人简直大相径庭。她的变身正好跟童话故事里反了过来，在短短数年之中，原来那个笑容灿烂、为人随和的女孩从身上褪下了一层层表象，于是一沓沓灵魂和皮囊随着她的变身落到了地面，随后变出了这个焕然一新、爱发脾气、一肚子怨气的艾米。我的太太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摇身变成了一团铁丝球，挑动我大着胆子去解开她这团乱麻，可是我那粗壮麻木又紧张的十指压根儿办不到。谁让我长着乡下人的十指呢，这些指头可没有受过复杂又危险的训练，没有办法解开艾米这团乱麻。每当我举起那些血淋淋的手指，她就叹口气在心里默默地记上一笔——她在心里记下了我的所有不足，一直圈点着其中的失望之处和弱点。该死，原来的艾米可是个风趣的人，十分幽默，会让我哈哈笑出声来。我已经忘记那是种什么滋味，而且那时的她还会哈哈大笑，笑声从她的喉咙深处传来，那里发出的笑声韵味十足。那时她对待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好似对待手里的一把鸟食：片刻前那怨气还在，片刻后却不见了踪影。

以前的她并非眼下的她，她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我的梦魇：一个怒气冲冲的怨妇。我对跟怨妇相处很不在行，她们会逼出我身上的糟粕。

“她爱指使人吗？”吉尔平问，“是不是喜欢管东管西呢？”

我寻思着艾米的日程——艾米为今后三年的日程做了计划，如果有人仔细端详明年的日程，就会发现她已经定下了一些约会，跟皮肤科医生、牙医、兽医约好了时间，“她是个喜欢事事做好规划的人，不会毫无计划地做事情，知道吧。她喜欢列好清单，然后一件接一件地把上面的事情办好，所以说今天的情形一点儿道理也没有……”

“如果你不是那种性格的话，她这种个性能把人逼得发狂。”波尼同情地说，“你看上去很有B型人格的特质。”

“我多了几分悠闲，我想。”说完我补上了一句该说的话，“我们彼此互补。”

这时我抬眼望了望墙上的钟，波尼见势碰了碰我的手。

“嘿，要不然你去给艾米的父母打个电话吧，我敢肯定他们会希望你打电话。”

此时午夜已过，而艾米的父母通常在晚上九点便会就寝——以前他们两个人居然还把这么早就睡觉的事情拿出来自吹自擂。现在他们肯定已经进入了梦乡，因此我打过去的会是一个深夜紧急电话。艾米父母的手机总在八点三刻准时关机，因此兰德

艾略特必须下床一路走到过道的尽头拿起那架沉重的老电话，他会四处摸索着找他的眼镜，为了打开一盏台灯忙上半天，还会找出一大堆理由让自己不用担心这个深夜打来的电话，让自己相信这一次没什么要事。

我拨了两次号码，没等铃声响完便准备挂上电话，这时玛丽贝思却接了起来（接电话的居然不是兰德），她低沉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我只开口说了一句“玛丽贝思，我是尼克……”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出了什么事，尼克？”

我吸了一口气。

“是艾米出事了吗？告诉我呀。”

“我，呃……我很抱歉，我应该早点儿打电话来的……”

“说正事，该死！”

“我们找……找不到艾米。”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们找不到艾米？”“我不知道……”

“艾米失踪了？”

“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还在……”

“她什么时候失踪的？”

“我们还不能肯定，今天早上我离开家，大概是七点多……”

“结果你等到现在才打电话给我们？”

“对不起，我不希望……”

“上帝啊，今天晚上我们在打网球，打网球啊！我们原本可以……我的上帝，叫警察了吗？你已经通知警察了吗？”

“我现在就在警局。”

“请案件负责人接电话，尼克，求你了。”

仿佛一个被使唤的孩子，我乖乖地去找来了吉尔平，“我的岳母想和你谈谈。”

给艾略特夫妇的电话把事情敲定了下来。艾米失踪了——现在这把突如其来的火已经烧到了外围。

我动身走向采访室，耳边却突然响起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无地自容的时刻，我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听见他的话语，但此刻他的声音就在不远处，一句句话好似腐臭沼泽里湿漉漉的气泡一般冒了出来，他正满嘴说着“贱人贱人贱人”——只要遇上一个稍微让他有点儿恼火的女人，我那个脑子一团糟的父亲就会脱口扔过去几个脏字，“贱人贱人贱人”。我放眼向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打量，发现父亲正坐在会议室一张靠着墙的长椅上。他一度是个英俊的男人，颇为热烈多情，下颌上有美人沟，我的姑姑曾经将他形容成“如梦似幻般的恶男”。此刻他却正在喃喃自语，一头金发乱成了一团，长裤沾满了泥污，手臂上带着一条条伤痕，仿佛他刚刚越过荆棘丛千辛万苦地来到了这儿，他的下巴上垂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唾沫，好似蜗牛爬过留下了一道踪迹。父亲正伸出手臂屈伸着上面的肌肉，那些肌肉看来还有几分样子。他的身旁坐着一名紧张的女警，她恼火地噘着嘴，正在试着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他则口口声声地说：“我告诉你了，贱人贱人贱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她，“这位是我的父亲。”

“你接到我们的电话了吗？”

“什么电话？”

“找你来接你的父亲。”她把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仿佛我是一个脑袋不太灵光的十岁小孩。

“我……我的妻子失踪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大半个晚上。”

她盯着我，一点儿也没有回过神来，我能看出她正在寻思是否要先开口道歉然后再问个究竟，可这时我父亲又开口念叨起了“贱人贱人贱人”，于是她把道歉的话咽下了肚。

“先生，‘康福山’养老院已经找了你一整天，你的父亲今天早上从一个消防通道走丢了，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些刮伤和擦伤，但并没有什么大碍。几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他，当时他迷了路，正沿着‘河间大道’往前走，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在这儿。”我说，“见鬼了，我就在隔壁，怎么没有一个人把这点儿事弄明白呢？”

“贱人贱人贱人。”我的父亲又说。

“先生，请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贱人贱人贱人。”

波尼让一位男警员开车将我父亲送回家，以便让我走完警察局的流程。我们站在警局外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警员领我父亲进了汽车，他的嘴里仍在喃喃不休。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注意到我在一旁，当他们开车离开时，我父亲甚至没有回头看上一眼。

“你们两个人不太亲密吧？”波尼问道。

“没有几对父子比我们更疏远的了。”我回答。

清晨两点左右，警方问完了问题，打发我进了一辆警车，还叮嘱我好好睡上一觉，等到上午十一点再回来开正午时分的新闻发布会。

我并没有问自己是否可以回家，而是让警方把我送到了玛戈家，因为我知道她会熬夜等我一起喝上一杯，再给我做上一个三明治。悲哀的是，这正是此刻我所渴望的一切：一个女人为我做上一块三明治，却绝口不提任何问题。

“你不想去找找她吗？”我吃着三明治，玛戈问道，“我们可以开车兜一圈。”

“似乎没什么作用，我去哪里找她？”我没精打采地说。

“尼克，这件事可不是开玩笑的，见鬼。”

“我知道，玛戈。”

“那就拿出点儿决断来，兰斯，好吧？别他妈的一副‘呜呜嗯嗯’的样子。”玛戈嘴里的“呜呜嗯嗯”是个大舌头音，她总用这个词来指代我那副优柔寡断的模样，一边说一边茫然地转转眼珠，再配上我那依法登记的正式名字——兰斯。话说回来，要是长了一张我这样的面孔，配上一个叫作“兰斯”的名字可不是什么妙事。玛戈递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喝了这杯酒，不过只许喝这一杯，明天你可不能宿醉不醒。她到底能去哪里啊？上帝呀，我觉得恶心反胃。”她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随后一边在厨房里来回踱步，一边小口啜饮着威士忌，“难道你不担心吗，尼克？说不定有人在大街上一眼看到了她，就打定主意把她带走？一下子打在她的头上……”

我开了口，“该死，你为什么说‘一下子打在她的头上’，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并不是要描绘什么场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忍不住在寻思，寻思一些疯狂的人。”她又往酒杯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

“说到疯狂的人，”我说，“今天爸爸又跑出来了，警方发现他在‘河间大道’上乱转，现在已经把他送回‘康福山’了。”

她耸了耸肩膀，“好吧。”六个月来，这已经是父亲第三次溜出养老院了。玛戈点燃了一支香烟，全副心神仍然放在艾米的身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难道不能找人谈谈这件事吗？”她问道，“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上帝啊，玛戈！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很没用了，你真的想让我感觉自己更像个废物吗？”我凶巴巴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没有人教过我妻子失踪后该怎么办，警察说我可以走，于是我就走了，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当然啦。”玛戈嗫嚅着。她一直在努力把我变成一个有反骨的刺头儿，可惜这个使命堪称困难重重：在高中时我从不违反宵禁，成了撰稿人以后则乖乖地按期交稿，即使截稿期限并不存在。我是个尊重规则的人，因为如果遵守规则，事情通常都会一帆风顺。

“该死，玛戈，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回警局了，好吧？你能不能对我好上一会儿？我简直吓掉了魂。”我们两人互相瞪了一会儿，接着玛戈又为我满上了酒杯——这是她道歉的方式。她坐到我的身旁，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可怜的艾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