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要分配大理寺审案的任务，也当是由皇帝将圣旨下达给自己，而后由自己分配给少卿余讽才是，而不是由皇帝直接分配给余讽下达圣旨。

要是再过一段时间，皇帝且不要将所有要案重案都交给他了？

周书礼吃醋一般地站在殿中，躬身说道：“启奏皇上，原榆林都转运盐使李哲，供以他状，牵扯盐道官吏数人，臣恳请皇上缓之极刑，待查明他案之后，再酌情定罪！”

皇帝刘塬冷笑一声说道：“据实供罪，乃是本责。事发而不述，以此为胁，妄求活命！此该罪加一等！”

皇帝刘塬一说完，吏部天官程管炜从班列里走了出来。

“臣吏部尚书程管炜，有事请奏。”

“奏来吧！”

程管炜说道：“官吏之腐，贪者为多。以国法严惩，其知必死，必藏匿余银、包庇他犯。此国库之损也。望皇上宽仁以待，待其供之全罪，缴之贪墨足额，可降罪一等免其一死，可为国库挽减。”

皇帝刘塬犹豫了一下。

他也心疼国库那点收入。

正此时，工部尚书袁魁来到殿中，他恭身说道：“皇上圣明！若知其犯之全罪，又何必其供？若不知其全罪，又何知其所以供？若以此为免死罪，贪官报侥幸之心，当为之效法，即知不死，如何不贪？至始，贪赃之官吏使之不尽也！”

在众臣工的眼中，袁魁现在就是在看热闹不嫌事大。

那些贪官、奸臣狡猾得很，要不然咬死了不说，要不然就是供述一些无关紧要之事，总之不问不供，看到证据之后才说那么一点。

反腐工作已经很难进行了，更别说追缴脏款了，若是再要杀了人家，牵连宗族，那更是拿不回款项了。

袁魁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汉国第一清官。

汉国第一肥缺就是工部尚书，而袁魁却过得一贫如洗，每日就是淡饭，连清茶都舍不得喝那么几口。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油腻的饮食，所以用不着茶来清肠胃。

袁魁自视清官，自然觉得自己能做到，别人当然也能做到，于是便说了这样的话出来。

这让刘塬有些为难，因为就袁魁的话来说，他是真没说错。

皇帝刘塬犹豫着说：“袁爱卿所言甚是，只是……”

此时新上任的余讽突然说道：“可酌情而定。七品以下，贪、贿五十两以下者，去职、流徒。五十两以上者斩监侯，抄没家产，累及妻儿。若有举报他人之事者减等，抄没家产，但不累妻儿。”

刘塬认真地听着余讽的话。

余讽接着说：“七品及以上，贪赌百两以下者，革职流徒，百两以上者，斩监侯，抄没家产，累及妻儿。若举报他人事，有功则减等，抄没家产，不累妻子。千两以上者，斩立决，抄没本户及父兄家产，累及妻儿。若举报他人事有功，不累及父兄，妻儿同免，但亦斩监侯。”

余讽所说的大意是，贪官犯罪，量大者必定要累及妻儿父兄，因为那里才是藏脏的主要通道。数量少的要可不累及，但数量多的，就必须要如此了。

虽然有时也会牵连到无辜之人，但大部份的“父兄妻儿”并不无辜，他们多少是知道犯官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没有举报。

这样也会做成一个效果，那就是，有些人为了不被牵连，就会去举报，从而减少大理寺的工作强度。

同时也加大了贪官财产转移的难度。

所以，最佳的监督者并不是监察部门，而是自己的家人，其中也包括小三。

刘塬点头说道：“余爱卿可拟以章程呈报中书参议，内阁拟条后朕即刻御批下旨。”

“臣尊旨！”余讽应了一声便退了下去。

周书礼却还有疑问，他弱弱地问道：“臣询之。李哲事……”

刘塬没等周书礼说完，便大声地说道：“供之全罪乃是其责，若能举报他人之事，免其父兄之累。若不能，仍斩监侯并累其父兄、妻族！此望众臣工以此为鉴，莫做此等犯罪之事！”

程管炜仍不死心，他奏道：“皇上！因银两事而累其族，此不妥也！惜，豪杰朱世安为减其罪举报公孙敬声，而有巫蛊之祸始。唐婿房遗爱为减其罪而污曲李恪，至其冤死。以举报为免，此取祸之道也！”

程管炜话一说完，那袁魁却马上反问道：“敢问程天官，公孙敬声有罪否？”

“这……”

见得程管炜一时无言，袁魁又道：“举报非是定罪，是非属实自有大理寺、刑部等证其言、公其行。皇上圣明，仁孝治世，贤名远播，非楚尊老昏无用，亦无齐君奢靡之炀，有何可忧之？唐之往事，此兄弟阋墙之始，权臣长孙世家不可制所以为祸，非是举报之罪过也，何言不可行？”

袁魁虽说是个大清官，但他毕竟还是五皇子的人，他这句话就是在指桑骂槐。

说是兄弟阋墙，实则直指与太子争嫡的大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