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面临即将危亡的时刻，上天其实给了朱家王朝一次机会，把一个叫张居正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嘉靖年间，宦官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开启了“权相”时代，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交椅轮流坐，今日到咱家”，为了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们用尽各种权术计谋打败竞争对手。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扳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把高拱挤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为他人作嫁衣。

张居正，进士出生，和其前任高拱一样，是明朝的权相时代受益人，作为一代名相，论道德品格，他比不上王安石；论武功成就，他比不上曹操；论文化修养，他比不上张九龄；论计谋百出，他不如萧何、张良。

他爱美女、尚奢华，他不拘小节，父丧居然不丁忧，而是顶着汹汹非议选择了“夺情”，甚至御史上疏弹劾他时，还打了人家板子，看上去，全然没有名士的气节。

然而，事实上，他一生的事迹可圈可点。

他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加强了北方的边防；他在边疆实行互市，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他用潘季驯治水，黄淮治水成效显著；他以一人的坚持，进行了一场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改革，把一个行将腐烂的王朝，打理出一番中兴气象……

其中，张居正一生的辉煌与功勋，首推“一条鞭法”。

自明中叶以来，皇亲国戚、文武勋臣大量兼并土地，而这些人往往享有赋役的优免，钦赐的土地又免税。

那些没有优免的缙绅地主，又把自己的土地伪托于上述权势之家，以至于到张居正时代，国家控制的纳粮当差的土地急剧减少，和明朝开国时期相比，“额田已减强半”。

有数据表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的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了三亿多亩良田。

这说明，全国将近四成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以及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

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往往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张居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权在握后，他立刻施行霹雳手段施行改革，全国各地在观望一阵后，陆续动了真章。

改革共分两步，第一步，便是推行“清丈”。

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张居正当时的办法，已经很先进很有效了，首先要求有田产者进行自查申报；然后是乡、里组织丈量、造册，这个册，就叫做“鱼鳞册”；第三步，便是交叉检查，从各乡、各里抽出“素行端谨”人士，进行交叉复查，复查和造册数相同的过关，不同的就追究责任人。

通过这几个步骤，大部分的县都做到了“丈无遗地”，经过两年多的清丈，官府记录在册的土地，比清丈前多出了一亿八千多万亩。

作为当朝权贵之一，张居正自己也是享有优免的，自然也是清丈的对象，张大人果然居正，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匿的田亩。

清查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张家的田产大约为粮七十余石，但在县衙的赋役清册里面，却翻了几个跟头：“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粮跟着“内阁张”一起优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张居正族人借家族名号“一体优免”的，也有张家僮仆的私田混进张家田亩的，更多的居然是张家人不认识的，仔细深查，却是一些地主贿赂税吏，窜名挂靠进来，意图规避纳税的。

张居正得知自家情况后的愤怒可想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粮悉数上交，就连政府给自家的优惠政策他也不要了，“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就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来，他的确是做到了。

……

万历清丈的成果，使得国库迅速得到充盈，据史书记载，到万历十年，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来，“最称富庶”。

在万历清丈的同时，张居正已在考虑改革的第二步，这个改革注定要载入史册，那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说白了就是把田税、丁税、杂税合一，按田亩的多少征收，并用银两交纳，使赋税开始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把原来繁杂的名目统一到一个条目下，所以叫一条鞭。

这样作的好处很多，一些好处现在看来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不小。

首先，它规定税款征收的是“银”，而不是其他物资和徭役，银子作为货币流通，有了法律依据，促进了货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