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半天好像得出了结论，南福建省的王雄太不要脸了，他肯定走了王二的门路，与糖厂和附近的甘蔗种植户达成了私下协议，搞得糖厂生产不利、种植户宁愿把甘蔗卖到泉州，也不就近卖给糖厂。

怎么办？这事儿还真难不住章惇，糖厂虽然不是官府的，不能随便撤换主官，但官府能控制税收。我给甘蔗种植户减税，然后给糖厂加税。糖产量少用税收补，甘蔗外流用产量补，种多了糖厂肯定不缺原料。

这招管用吗？半年后章惇才发现，真不管用。糖厂还在继续减产，甘蔗倒是外流的少了，可产量也少了。很多合作社一看甘蔗无利可图干脆不种，改种别的东西。

更有硬气的，十几户十几户的居家迁徙走了，据说在南福建省的清溪、永春、龙岩、漳州种植甘蔗比较划算，而且泉州、漳州也有糖厂建成，当地的甘蔗收购价比福州高的多。

结果不到两年，福州的甘蔗和制糖产业萎缩了七成还多，连带着造纸厂也纷纷倒闭关张。没有榨糖的废料支撑，造纸厂也没米下锅，改用别的材料成本就会上升，售价一高就失去了竞争力，谁还会大老远跑到福建买纸，除非官府给出运费。

眼见往年穿梭于港外的商船日渐稀疏，章惇心里也急，请教了当地很多大儒，依旧没搞懂自己是错在哪儿了。去请教隔壁的王高官吧，他肯定知道，但必须不能去，丢不起这个人。想来想去，哎，好像问问摄政王不算丢人，这些玩意都是他的学生建立的，不可能不清楚原委。

“米贱伤农！子厚莫急，不日有本王学生登门拜访，一切问他皆有解决之道。”

此时洪涛正在幽州给蒋二郎奔命呢，接到这封信之后，想都没想就提笔写了四个字。然后立刻休书一封给远在荆湖北路的王九，让他把手里的食品厂和米粉连锁店先放放，带人去北福建省给章惇当个参谋。

帮章惇一把，不是为了要他偿还人情，而是怕寒了当地百姓的心。不管南福建省还是北福建省，都是在新政领导下的特区，要是按照章惇这么搞，不出五年，王二废了十年之功开创的大好局面就全得被荒废，不光起不到正面作用，还会引起当地百姓的敌视。

他们还分不太清谁是旧派官员，谁是促进社成员，更没习惯什么民选官员与委派官员的差异。大家只知道这是官员，是来收税的，税收走了日子过不好，那就是官员的问题，进而让朝廷也连带着挨骂。

另外吧，章惇也确实不是瞎搞，更不是给新政捣乱，只是他那一套办法只适用于过去，放在新政里就不太合适了。光有一颗造福天下的心不够，得有相应的办法才成。

可是以章惇的地位、学识，想让他去培训班里上课，管黄口小儿叫老师，确实不太靠谱。让王雄三兄弟去帮他吧，又容易引发误会。

王九是个外人，仅仅代表自己的个人意见。他在江陵府混了这么多年，白手起家开创了偌大的食品帝国，对付旧派官员必须很有一手。有时候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会完全相反。

其实洪涛很想自己亲自去一趟，一方面是拜会拜会章惇和章家，一方面也是看望看望王浩。他都六十多岁了，在这个年代也算高寿，就算生活条件再优越，也是说走就走的年龄。

他可以走，但漳州王家不能就此乱套。据说他的儿女也不是啥省油的灯，老爹还活着呢，就已经开始抢夺家业了。别看王浩在外面胆大、果断，办事雷厉风行，可是到里家里，碰上亲生儿女，一样是优柔寡断、是非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