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严歌苓觉得这样的描写过于轻松，好像是妓女们坐惯了风月场，因而如此向往做一次女学生似的。在另一个加长版里她进行了改动，妓女们显然多了许多的纠结.

只有赵玉墨一人大义凛然：“我们跟日本人走。把学生们留下来。”

除了她的小跟班红菱愿意随从前往之外，玉墨的主张遭到其她姐妹的极力反对，最后玉墨不得不使出起妓女头目的威风，将她们骂“醒”：

“好，有种你们就在这里藏到底，占人家地盘，吃人家口粮，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她现在像个泼辣的村妇，一句话出口，好几头挨骂，但又不能确定她究竟骂谁。“藏着吧，藏到转世投胎，投个好胎，也做女学生，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

这一番棒喝果然有效，妓女们很快“认了命，温顺地静默下来”。

这个版本已经很符合魏特琳日记里的记述，只不过在真实的金陵女院里骂的妓女们认命的不是什么玉墨，而是魏特琳，而是那些自觉自己干净的良家罢了.

妓女们也不是醒悟了，只不过是认命了罢了.罢了，反正已经是不干净的身子了，给谁不是给，谁让自己的命贱呢，活在这个人世就是遭罪呢.

如果说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差异就在这里：前一版本是妓女们欣然前往，后一版本是妓女们委屈从命，当然，在前者“欣然”的背后，莫不是深深掩藏的对命运的叹息。

如果说小说与历史真实有什么重大出入的话，那就是严歌苓着意刻画的妓女们对“女学生”身份的向往。

如果妓女假扮女学生这样的情景真的曾经发生的话，乔峰以为严歌苓的想象是合乎情理的：在赴死的路上，做回早已被她们遗忘的女儿身，似乎也是一件颇令人感觉安慰的事。

“二十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微垂脸，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经》歌本。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

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严歌苓曾如是描写道。

但在乔峰看来，这样的场景在历史现实中恐怕未必真的发生：在面临被凌辱被损害的紧要关头，谁还在意什么曾经拥有过的女儿身呢？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凄惨的童梦罢了。

然而在张国师的电影中，“学生梦”却被再次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