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慕剑云心中一动，以曾日华的手段，要入侵一台网络上的打印机本不是难事。不过说到中南海也未免有些夸张了吧？看着对方的滑稽样子，她莞尔之余也无意争辩，起身道谢之后便离开房间向前台而去。

而在前台，服务员正面对着莫名开始工作的打印机大感困惑，虽手忙脚乱仍无法阻止相关资料一页页地吐出来，直到慕剑云过来才稍稍解开了她的困惑。

“这是我需要的资料，麻烦你帮我装订一下。”慕剑云一边说，一边展示了自己的证件和房间号牌。

见对方是由内部签单的客人，服务员倒不介意她把资料取走。不过小姑娘还是忍不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的资料怎么会突然从我的电脑里打印出来？”

“我建议你把212房间里那个客人的电脑网线偷偷剪断，以后这样的怪事就不会发生了。”慕剑云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跟小姑娘开起了玩笑。她发现自己的情绪也有些受到曾日华的感染了。

小姑娘似懂非懂，她天真地笑了笑，然后按照吩咐将那些资料一张张地码齐，当最后一页纸打印出来的时候，她却愣了一下：“这也装进去吗？”

慕剑云瞥了一眼，立刻知道了小姑娘发愣的原因。最后一页纸并非她想要的资料——那是一页彩打的玫瑰花，花团锦簇，鲜艳欲滴。毫无疑问，这也是曾日华的得意之笔。慕剑云把这张纸接在手中，不免心中一暖。虽只是一团纸花，但还是给紧张的办案气氛中带来了些许难得的温馨。不过慕剑云只是微笑着欣赏了片刻，便将那张满页花团的纸递还给了服务员，同时说道：“这张不用装了。这是送给你的，感谢你的服务。”

小姑娘也开心地笑了起来，表情灿烂无邪。即使是在森严的刑警大队，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快乐仍在遵循着一些简单的法则而传承。

同样发生在十八年前的“三一六贩毒案”和“四一八血案”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黄少平作为爆炸案的受害人，为什么会要将自己的视线引向约一个月以前发生的另外一起案件？自从离开那间小屋之后，类似的疑问便一直困扰着慕剑云。好在她终于顺利地拿到了“三一六贩毒案”的相关卷宗，这些疑问也就有了解开的可能。

在离开前台往自己房间而去的路上，慕剑云一边走一边粗略地翻看着那些资料，而她很快便有了令人心跳加速的发现。

“三一六贩毒案”的专案组组长暨督办本案的总指挥官，正是时任省城公安局副局长的薛大林。

薛大林！慕剑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却被警方忽视的名字！在所有与Eumenides相关的案件中，薛大林正是第一个丧命的受害者！

不管是此人的身份还是他在系列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本该引起“四一八专案组”足够的重视。但由于当事人罗飞的出现，不管是十八年前还是现在，众人都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当年那起惨烈的爆炸案上，从而放松了对薛大林被害真相的调查。现在黄少平刻意点出“三一六贩毒案”，是否正是要提示办案人员在薛大林的死与后来发生的爆炸案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呢？

这确实是一条非常新颖同时又极具启发性的思路。即使在十八年前老专案组侦破此案的时候，对这两起案件亦是分别调查，从未考虑过两起血案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更加紧密的关联。

并不是专案组水平有限。只是他们已经确定，Eumenides此前在警校内操作的四起小案子是毫不相关的，所以他们便没有想到两起血案的本因也许并不是孤立的。

不过慕剑云现在已经知道，警校内的那四起案子本是罗飞和孟芸赌气后的作品，而另有第三人假借Eumenides的构思策划了后来的血案。那此人会不会正是要利用警方的惯性思维，借此隐藏血案之间的联系，从而给警方的侦破制造障碍呢？

就在短短的几步路之间，慕剑云原本僵化的思路竟突然间打开了许多。这使得她对手中的“三一六贩毒案”的相关资料产生了更大的期待。她加快脚步来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开始静下心仔细钻研起这份案卷来。

可是后续的情况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乐观。在接下来的两个多钟头的时间内，她把案卷每一页的内容都细细地过了一遍，却未能获得任何对侦破Eumenides系列血案有价值的线索。仅有的关联仍局限在“薛大林”这个名字上，这使得慕剑云难免沮丧。她原本期望在卷宗里能找到袁志邦或者孟芸的名字，可实际上这两个人和贩毒案毫无关联。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薛大林当时肯定会肩负起许多案件的指挥工作，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三一六贩毒案”的专案组组长就能把这起案件和薛大林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吗？这显然是毫无说服力的。可是黄少平又为什么单单把这起案件点出来呢？慕剑云深信其中必有自己尚未发觉的寓意。

没能理出更多的头绪，而长时间的阅读已使得慕剑云的头脑有些晕涨。她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玻璃深深地吸了一口室外的空气。深秋的寒意沁入了她的血液中，让她因过度运转而发热的思维渐渐冷却下来。她闭上眼睛，开始回顾“三一六贩毒案”的进程——经过刚才的阅读，相关内容已经印在了她的记忆中。

正如案件代号所显示的那样，这起贩毒案发生在“四一八血案”前的一个月——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六号，不过这只是案件结束的时间，而案件的开始要远早于此。

事实上，与案件本身的进程相比，这起案件的社会背景似乎更值得玩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各地加大了对跨国贩毒的打击力度，国际贩毒集团苦心经营多年的“毒品走廊”被一一摧毁，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安全通道。而改革开放初显成效的中国也被国际毒贩们纳入了开发的视野之中。

省城是全国贸易的主要关口之一，交通便利，资讯发达。在国际大趋势的背景下，绝迹多年的贩毒案亦开始在市内出现。这很快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和重视，公安局副局长薛大林被任命为全市禁毒专项打击活动的负责人。

薛大林领导的禁毒小组很快捕获到了一条重磅信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贩毒集团将在本市与境内犯罪分子进行一次数量巨大的毒品交易，而交易的时间正是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六日。“三一六专案组”由此建立。

这条信息来源于警方安插在犯罪分子内部的一个线人：邓玉龙。根据卷宗里提供的个人信息，邓玉龙时年仅仅二十五岁，但已经为警方当了七年的线人。

据卷宗记载，这个精干的小伙子本来是个辍学的混混，惯于在街头寻衅滋事，并且在当年的流氓团伙中也闯出了一些名声。这样的混混往往都会走向同一个下场，邓玉龙看起来也不例外。

在庆祝自己十八岁生日的晚宴上，喝多了酒的邓玉龙将另一名混混捅成重伤，并因此被警察逮捕。他似乎难逃牢狱之灾的惩罚了。他的人生从此将走向一条无奈的落魄轨迹。

可这时却有一个人出面救了他，这个人便是薛大林——他当时还没当上局长，而只是治安大队的中层领导之一。

薛大林帮助邓玉龙的手段很简单，他更改了出警记录，将邓玉龙伤人的时间从第二日的零点零六分改为了前一日的二十三点五十六分。虽然仅有十分钟的差别，但涉案的邓玉龙由“成年人”变成了“未成年人”，法律给他的惩罚也因此减轻了许多，他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两年。

薛大林和邓玉龙非亲非故，他的帮忙当然是有条件的。当邓玉龙走出看守所之后，他表面看起来仍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混混，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了警方的——或者准确地说，是薛大林的线人。

聪颖天资加上早年复杂的社会经历使得邓玉龙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他与薛大林的合作极为亲密，两个人也因此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薛大林对辖区内案件的破获率大大增加，自己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而邓玉龙则在薛大林的暗助下在混混中树立起了威望，并最终赢得了更高层次的“大哥”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