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绳枪时代不适合底层暴动；后膛枪时代不利于底层暴动。底层暴动与自由主义最盛行的燧发枪时代来临了，有了燧发枪就有了扑不灭的自由主义火种。

大量的以弗拉芒文印刷的《街垒战实用手册》在一些阿明尼乌派的教区传的到处都是。支持或是同情该派别的大议长在签订了休战协定后威望日增，莫里斯极为不满，一个有名望，一个有军权，一个要自由的联省，一个要集权的荷兰。

法国乱了、西班牙怂了、荷兰要内乱、德意志境内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已经组建……

混乱的阴云中，一股清流悄然出现。

就在西荷休战协定签署之前，西荷之间的一场战役后，一群举着黑白相间的、用方块字、拉丁文、弗拉芒文写着“救死扶伤国际协会”旗帜的人穿越了战场，在战场上不分双方地救治一些伤兵，但就如陈健临离开阿姆斯特丹时说的那样优先救助贵族。

从共和国聘请的或是真的有救死扶伤之心的大量外科医生用战场上的伤兵不断提高着自己的截肢术、缝合术、输血术的水平。几次之后，积累了宝贵的、无法用活人实验的经验。

两三年时间培训的平民女护士在战场上照看着伤兵，按照《伤兵管理条例》那样，让双方伤兵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并且在交流中学会了很多方块字和在她们听来古怪的语言，以及一些可怕的女性的解放的“反动宣传”。

受伤的雇佣兵们也从未想过原来不需要太多的医学进步、只是一些细心的护理和照料就能让死亡率降低这么多，他们称呼为这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为白衣天使，雇佣兵们第一次有了对女性的尊重。

但是伤兵的死活影响并不是太大，重要的还是那些被优先对待的贵族们，他们对这些人的行为表示了认可。

终于在海牙，在西荷双方签订了休战协定后，荷、英、法、西以及共和国的代表共同认可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并且承诺不会朝这群人开枪或是攻击，这些人可以自由地穿行战场，士兵们也不会对这些人进行抢劫。

距离陈健计划的审判屠杀罪或是将对平民的屠杀当成一种犯罪或是至少让主流的想法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还有很长的距离，但第一步总算是迈了出去。一旦时机成熟、实力强大并且可以干涉的时候，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把一些人抓起来审判，并以此为契机将地球另一端的那个国家牵扯进来，涉足国际法的制定，完成对马尼拉大屠杀的审判。

组织是陈健发起的，内部的管理自然也是党内的人，这里距离故土更近，增派人手也更容易。

第一次的文化输出就用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进行着，一些被救治的贵族捐献了财物，而一些贵族也因为捐献的数量较多，获得了一个“委员会荣誉成员”的头衔。这个头衔此时并不算太贵，可随着时间的积累头衔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这一股清流在欧洲缓缓地流淌，靠着违背了医者不分患者贵贱的行为，在这个贵族和平民是两个民族的地方站住了脚，一种最为原始的国际主义精神开始以此为中心悄悄传播，夹带的关于自由、为谁而战、屠杀是不对的等等私货的宣传也开始在伤兵营慢慢地传播，如同天花一样感染着这些人的心灵。

就这样，在一名贵族骑马因为挡路的原因抽了一位护士一鞭子后，西班牙的雇佣兵爆发了一场奇怪的哗变。

雇佣兵哗变很正常，因为军饷没到位、因为不准抢劫、因为驻扎的时间太长等等都有可能哗变。可是因为这种原因——某个人受到了侮辱而哗变——却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那些伤愈后归队的士兵和一些担心自己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们叫喊着自己的愤怒与不满，竟然不是因为军饷。

尤金尼娅夫妇亲自出面安抚了这群士兵，并且象征性地“处罚”了那名贵族，这才平息了纷乱。

真正的大人物其实对这个救死扶伤的组织心怀不满，多死一个人就可以少付一份遣散费，如今暂时也没什么仗可打，将这些士兵转让给其余贵族都没机会。然而却又不好明着反对，只能默默接受这群可恶的举着阴阳旗的人四处活动。

这就是此时的现实，地球的任何一处，陈健所认为的主流价值观，都是非主流。包括屠杀，那是可以发行纪念币的盛大仪式；包括伤兵，那是纸面上可以省掉一部分遣散费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