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返乡后，和在家赋闲的高攀龙、钱一本一起，重新修葺了荒废已久的东林学院，开始讲学。东林学院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在讲授儒家经典之余，还在宣扬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些个人看法。

比如他们希望进行制度改良，减轻税赋，尤其是减少向商人征税，重视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改善民生。

同时，主张停止征收百姓早已深恶痛绝的矿税，召回矿监，并且加强辽东防务等等。

这些观点，得到了朝野众多人士的拥护，尤其是江南大商人的一些大力支持。因此东林学院很快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而那些加入讨论的人，则都自认为是东林党人。

渐渐地，在朝堂之上，东林党人开始借助在吏部的实力，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排挤非东林党大臣。

这一下子，其他非东林党见东林党日渐势大，赶紧纷纷抱团取暖，也试图倾覆东林党。

一开始，两大派之间，互相倾轧的重要手段就是争京察。所谓的京察，即官员的定期考核，称职者得到晋升和奖励，否则就会被处罚或革职。

利用这个手段，两大派排除异己，每天干的不亦乐乎！

之后，战斗升级，除了京察之外，还伴随着“国本之争”、“梃击案”。

万历皇帝死后，泰昌帝仅在位不足一个月，又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

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之间，借用这些案子，大肆制造声势，党争上演得越来越激烈。

幸好，万历皇帝在位期间，长期身居内宫，对大臣之间的争斗，也是听之任之。

朝中的大臣，纷纷辞职、罢官，造成了大量缺员。而万历皇帝是死活不肯发放新的任命状。

这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缺员最厉害的时候，一个部门竟能缺员三分之二以上。甚至是内阁，都可以出现无人值守，或长期仅有一人的状况。

这种现象估计算是明朝对“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的最好诠释了！

但也正是万历的“不作为”，让党争变得虽然激烈，却并不一点也不惨烈。

然而，当泰昌帝匆匆一别之后，著名的“小木匠”皇帝天启帝即位，党争便开始滑向了深渊。

小木匠皇帝非常宠信身边的大太监魏忠贤，致使魏忠贤大权独揽，权势熏天。

而东林党的敌对者，如同发现了新的可以倚靠的大树一般，纷纷向魏忠贤靠拢，形成明末有名的另外一大派系，阉党。

也许我们的一般印象中，阉党的人应该都是太监。其实并非如此，凡是反对东林党，并投靠了魏忠贤的，包括朝廷大员，都统称为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