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也许他此时是在见证一位学术新星的冉冉升起。
……
掌声是给这个年轻人的学术水平的,虽然文人相轻,但吴楚之的年纪却让台下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报以较大程度的宽容。
毕竟是老前辈们,要脸。
但是,对其学术观点的质疑,也是不可少的。
身为答辩主席的林一夫,忍住心里强烈的疑惑,将发难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吴楚之同学,你好,请你正面回答,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谢谢。”
提出质疑的是来自五角场文秘职业技术学院丁莼教授,也是欧罗巴让·莫内讲席教授,各种名号一口气都念不完的那种,江湖地位还在自己老师之上。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友好,给了自己进一步阐述观点的时间。
吴楚之微笑的点点头,轻轻一躬,而后开始讲了起来,“我们知道,过去三十四年,华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城市化,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二是加入了WTO,成为世界工厂。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儒家文化讲究勤劳节俭,讲究功利主义,大家各个都想干一番事业,天天都想着赚钱,这种文化特别适合发展经济。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比如我的恩师,曾慧娴先生,是以讲课为生的。请老师原谅学生拿您开个玩笑。”
说罢,他向着曾慧娴的方向深深一躬,曾慧娴一脸苦笑的摆摆手,向周围大佬示意这劣徒过于顽劣。
身后的李卡见状,眨巴眨巴眼睛,小声的说道,“看见没,都学着点,小师弟这嘴真甜。”
望着后槽牙都快出来的老师,皮某某等人也不得不认同,石广永扭过头去对着褚建说道,“老四,你输得不冤。”
褚建气得胸口发疼,怎么什么都能扯到他身上来!
台上吴楚之笑着开始说着,“所以我的先生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先生的产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当然是总需求啊!
如果学生们对先生的课程有需求,请先生过来讲课,需求越大先生就讲得越多,先生的产量就越大。如果学生们不听先生的课,先生就只有闲着,没有产量,资源闲置。
所以,学生们构成对先生课程总需求的一部分,是三驾马车当中的消费。
另外,也有出版社、书商、互联网平台来找先生,买先生的课件做成产品出售,他们对先生的课也有需求,这一块叫“投资”。
因为他们不是最终的消费者,而是要对先生的产品进行加工和增值;出口就是先生去其他大学讲国企改革,还有先生的书被印刷成各国文字出版。
大家想想,市场对先生的总需求无法就是这三块,它们决定了先生的产量。像先生这样一个生产单位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很自然就会想到要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量决定总供给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量。
制定经济刺激政策,让三驾马车跑起来,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
目前各国最主要的刺激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如,多印钞票,让你赶紧消费,手里的钱不花掉就贬值;降低资金的利率,让你借钱去投资;你还不投资,政府就自己发债募集资金让国有企业去投资,还有,政府上一些大项目,让大家都有机会赚点钱,然后去消费和投资,等等。
问题是,这么一直刺激下去,三驾马车都疯了,总需求真的能带来产量的上升吗?
回到先生的例子,如果市场上对先生的课程需求是无限的,人人都想听先生的课,但是先生的产量还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因为就算先生24小时不吃不喝也不睡,先生一年至多也只能讲两三百场课吧。所以,如果先生的产量到达了极限,你再刺激也没用了,产量不会再提高了,因为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了。
这时候,先生会怎么做呢?
先生就会提高先生的课酬,谁出价高先生就给谁讲课,结果会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先生的产量没有增加,但是价格却上升。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那么就会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同时伴随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财政赤字。”
吴楚之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在场的专家学者和场外的吃瓜群众都笑了起来,进而开始了思索。
“问题回到需求、供给上面,前面我说过凯恩斯主义只考虑短期问题。
其实在凯恩斯出生之前,有经济学家就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认为总供给决定总需求,而不是像凯恩斯说的那样正好相反。
比如你公司产量越大,卖得越多,你们公司才会进行更多投资,你们的员工才会有更多的钱去消费,所以说其实是总供给创造总需求。
那么从供给侧来看,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另一个是资本。
这其实也好理解,搞生产嘛,一要人手多,二要工具先进。比如,我的老师可以多雇一些员工来帮她做PPT,帮她找资料;或者购买更好的电脑和软件,增加这些要素的投入就会增加她的课程产量。
现在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丁教授所在的华亭学术圈,那边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不足是个伪命题,世界上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
你的产品没有需求,是因为你的产品本身不好,所以关键是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问题,而不是去刺激总需求,就是说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丁莼带头鼓起了掌,他便是一个供给学派的坚定拥护者,他的提问其实就是在给吴楚之站台,给年轻人大胆说话的空间。
吴楚之的回答,正是他想要听见的声音,没让他失望。
有站台的,自然便有拆台的。
第一个拆台的,来自本校,和曾慧娴不同的学派,乔万志教授。
乔万志作为一个做事非常古板的人,对吴楚之的学术水平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对吴楚之治学的态度,意见很大。
没有一点年轻人应有的谦逊!
“吴楚之同学,你的论文,结构非常不严谨!为什么没有参考文献?你以为你是钱伟长先生吗?”
吴楚之笑了笑,走过去指了指自己的论文,“乔教授,我在论文的前面就说过,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
乔万志的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很有些吹毛求疵,但是吴楚之这样的解答,却让他们体会到了吴楚之的‘嚣张’。
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正是力学宗师钱伟长。
斐然的成就,让所有人见到作者名字后,就马上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本文确实不必参考任何文献”的设定。
可宗师泰斗有资格这么做,而你吴楚之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没等他们发难,吴楚之不客气的解释道,“文中的相关理论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随处可见,我认为没必要写出来。
而我的文章是首次对需求与供给做出经济史的梳理和研究,都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引用谁的?新华字典还是仓颉造字?
我当然尊重钱伟长先生,但个性化的表达能否不只是成为权威专家的一种‘学术特权’?请各位教授不妨多想一下,我们的学术体系是否可能从机制上容纳更多个性化的表达和个体性的差异?
一篇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论文,一定是在有了足够多的实践研究和足够专业的论证调查下才能写出来的。在此之外,无论是看似‘跳脱’的表达,还是贴合实际的描述,都应该有足够大的包容空间。毕竟说到底,学术研究还是要服务于内容。”
吴楚之的话让后排的学生们纷纷叫好,前排的老教授们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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