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跃民也没放在心上，下午又上了两节语文课，坐等下班。时间一到骑着车子闪人，没等袁丽萍。

袁丽萍是数学教研组长，班主

任，业务骨干，家长都抢着找她补课，经常占用晚自习，甚至会一招秘术：

体育老师消失之术！

但姚跃民也没回家，到了邮政门口的一家书刊店，卖书、报刊、碟片之类。

他进去，直接找互联网的相关报刊，看有没有儿子的报道，有就会买，回家仔仔细细的剪下来，做剪报。

剪报，这东西距现在可太遥远了，小孩子听都没听过。

流行于80、90年代，弄一个大本子，把报纸上看到的有价值的文字、图片剪下来，贴在上面，积累一本又一本。

还是有价值的，都是历史资料。

嗯，儿子搞互联网，爹搞剪报，

时代的参差……

他找到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有提到姚远或者99旗下的产业，拿去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有刀郎的歌么？”

老板郁闷的瞟了他一眼，道：“没专辑，单曲要不要？”

“单单曲？？”

“我跟你讲，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想出来的，这么好的歌，这么受欢迎，就给你弄两首。

开始两首都没有，就一首。

好像春节过后吧，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反正就火了，火了之后又传出来一首《冲动的惩罚》。

没照片，没资料，上头发行商都不知道找谁，全是民间流传。连盗版爱尚手打发布 as都做不成，你说是专辑，人家买回去一听，就特么两首歌，不捶你就不错了！

就知道叫刀郎，特么的刀郎是谁啊？！！”

“不至于不至于，不就是唱歌的么？＂

“那都是钱啊！连沉城都在放他的歌，偏偏找不着人，我们卖也卖不了，太坑了！”

京城。

卞钢正跟几个哥们喝酒。

他四十多岁，是个音像发行商，从90年代开始做，从广州做到京城，小有身家。

从改革开放商业歌曲诞生，到90年代初期，音乐发行一直是官方的活，有个单位叫“音像出版社”。

那会钱最好赚，老百姓需要音乐，广州的太平洋唱片公司，一年赚的钱能盖一栋大楼，印专辑就跟印人民币一样。

后来政策放开，民营也能搞发行了，于是一夜之间涌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发行商。

当时的环境是：每年固定搞销售会，全国的发行商齐聚广州，现场听，觉得这专辑不错，马上就订货，觉得不好听，那就少订。

再由这些发行商，把专辑带到全国各地，逐层分包，下沉到乡镇。

90年代内地乐坛全盘崛起，歌星无数，盗版猖獗，即便猖獗也能挣钱。比如一盒磁带10块钱，唱片公司拿8毛－1块，零售商拿1块5。

剩下全是发行商的。

但现在不好赚了，一个是唱片业

集体萎靡，另一个是大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部门，竞争激烈。

广州，一度是南派音乐的大本营，如今留下一地的酒吧和夜总会，音乐是越来越没落了。

于是卞钢跑到京城来，混呗，在干不动之前尽量多赚点。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