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沉默了半响，才道：“在下对治国施政之事不甚精通，无法评贵众施政优劣，不过在下在国外留学，见欧美诸国并未实施土地公有制度，仍是土地私有，也未抑制过土地兼并，乡村庄园，豪富者拥地千倾，雇工千人多矣，但却未见伤及国体，反到是农业发达，且地主对雇工亦无苛刻，却不知是何种缘故，而欧美诸国做得，为何我中华却做不得呢？”

王胜点了点头，道：“唐先生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们在海外建国，虽然施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度，但在建国数十年后，也是允许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的。”

这一下不仅是唐绍仪，就连袁世凯等人也都大吃一惊，允许土地的所有权转让，说白了就是变像的允许土地兼并了，而刚才王胜大谈抑制土地兼并，怎么现在就变了呢？

王胜道：“禁止土地兼并，虽然可以让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耕种，但却是以强制手段追求绝对的平均，让农民不能求富，而人皆有求财制富之心，因此禁止土地兼并，却使善于耕种的农民无法获得更多的土地，发挥他们的长处，通过耕种制富，王莽的王田改制失败，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要使土地兼并无损于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在海外建国数十年后，允许土地所有权转让，也就是走上了这一条路。”

众人听了，也都忍不住被王胜的话吸引，毕竟打破王朝替迭的规率，对众人来说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袁世凯的城府，也禁不住道：“是那一条路？”

王胜道：“工业化。欧美各国就是实现了工业化，因此才不会在意土地兼并。”

众人听了，也都糊里糊涂，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工业化不就是办洋务吗？怎么也看不出来这和土地兼并有什么关糸，只有唐绍仪似有所动。

王胜接着道：“工业化不是买一些机器开工厂，而是有充分的计划组织和系统管理，并达到相当的规模，进行按照工业化生产规律的系统生产，形成社会化、有组织的机器生产体系。当然工业化要是说起来，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简单的来说吧，一座大型工厂，往往需要数千工人，这样就可以吸纳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也给了农民另一生路，如果没有土地耕种，农民就可以进城做工，这样也能生存下去，这样一来，如果地主租地的条件定得苛刻，自然无人去租种，那么地主自然不得不放宽条件，不敢随意盘剥租户，另外大量工厂的建立，可以给国家带来巨额的税收，使农税在国家收入中的比列下降，既使土地兼并，也无损于国家，何况一但租地没有收益，恐怕也无人再购地置田了，因此工业化对抑制作用。”

虽然这番话里有许多新词，但听完了之后，众人也能大体弄明白是这么一回事，简单的说工业化就是办大量的洋务，到相当的规模。徐世昌道：“如果开设的工厂多了，农民都到工厂去做工，而租地也无利可图，岂不是无人去种地了吗？”

王胜摇了摇头，道：“当然不是，只要是实现了工业化，工厂就可以生产大量的农用机器，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现在一人一牛，可以耕田二三十亩，但如果用机器种田，一人可以种田上百亩，甚致是上千亩，如此一来种田容易又省人力，自然有利可图，也就会有人种田，所以只要是实现了工业化，也就不必担心土地兼并。欧美各国正是己经实现了工业化，因此才没有在意土地兼并，我们在海外建国数十年，也实现了工业化，于是允许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现在我们在山东地区收地分地，抑制土地兼并，只为发展工业化，等我们在山东地区实现了工业化以后，也同样会开放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让有能力的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并让工业化的成果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这番道理，别说是袁世凯，就连唐绍仪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尽管唐绍仪是留美归来，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留学生，而且所学的也不是经济专业，当然在这个时代，社会经济学或是政治经济学本身才刚刚开始发展，而主流的经济学还亚当*斯密创建的古典经济学派，因此唐绍仪当然不懂这些经济规率，生产力、生产关糸之类的概念，只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切身感受到了美国的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富足，并希望将这一切复制到中国来。

而但听了王胜的这一番见解，才算是让他对美国、甚致是欧洲的繁荣、富足背后的推动力，也大感受益非浅。本来唐绍仪自以为曾留学过美国，见过世界，因此颇为自负，对海外华人颇为不屑，而现在看来，自己还低估了这伙海外华人的见解、学识。其实唐绍仪的见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固然算是顶尖的一类，但穿越者毕竟是站在时空的上方，俯视这个时代，这己经不能用站在巨人肩膀上来形容了。说实话，以唐绍仪的这点见识水平，在旧时空里连个键盘侠都不如。

当然袁世凯也自觉受益良多，他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也沒有国际视野见识，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洋务，也就是海外华人所说的工业化可是一个好东西，因此自己以后一定要多办洋务，大办洋务才是。

于是袁世凯也站起身来，向王胜拱了拱手，道：“王主任，今天有幸听了王主任的见解，实在是让我们受益非浅啊，改日还要再向王主任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