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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很完整，但是我写了啥，我自己也不知道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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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禩带兵离开京城，文华殿依旧需要人主持，毕竟这是管理大清整个国家的大事。

补上胤禩空缺的，自然就是新上任的老十三胤祥了。

胤禩在离京之前，交给胤祥一个任务，就是督促建极殿，以法相为首的官员，加快完善《大清律》。

对此，胤祥有他自己的看法。

回首千年，胤祥当然有理由为华夏社会、为华夏的法制而欣慰，从皇帝**制度到各朝各代颁布的法律，胤祥能够清晰的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但立足当今大清的现实，胤祥的心情也许就不那么乐观。因为尽管按照胤禩的理念建设的建极殿立法体系、还有武英殿司法机构已经基本完善。

但大清“法治”的理想却很难说已经大体实现。

一个基本的表现是权力——皇权也好，官权也罢——超越法律，仍然是弥漫在大清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全大清百姓对法律信仰的程度，依然很低。

以至于让人不得不哀叹五千年来，从根本上讲，华夏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回顾千年过去，华夏法律走过了艰辛的历程；前瞻未来几十年，大清法治之路依然并不平坦。

自人类世纪进入加速度发展的时代，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一百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一段短的时间。因此，不管是纵向和自己的过去比，还是横向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相比，人们有理由这么认为华夏千年改朝换代如此频繁，在树法上，本来应该更好。

这只能说，胤禩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立法的重要性，也不得不说胤祥是真的高瞻远睹。

按照原历史，还要一百多快两百年，大清帝国立法才会走向完善。

这还要从华夏法律大清化的开端――晚清法律改革说起。

继二十世纪第一年，大清皇室决定“变法”、号召向西方学习之后，第二年春末，大清皇室又决定“修律”，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由此而始。

一般认为，清末十年的法律改革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法律改革主要是删削旧律。

但那时候的大清皇室多变得很，这之后皇室又决定“仿行宪政”、实施“预备立宪”之后，清末的法律改革便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向纵深发展，国家致力于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实行司法独立。

其中，从而是世界第二年，年初时大清皇室决定修订《大清律例》，到第七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上奏大清刑律草案，再到二十年代初，《大清刑律》的颁布，刑事法律的变革贯穿了晚清十年法律改革的整个过程。

当然，《大清刑律》是华夏法律史第一部具有独立意义的大清刑法典，同时也是清末各种新法中制定时间最长、争议最大的一部法律。

自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订法律的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分别上奏大清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以后，对刑律草案的各种反馈意见便纷至沓来。

其中以朝廷各部院、地方各督抚的签注意见最为重要。

正是在朝廷和地方大员签注的影响下，清廷下令修订法律馆会同法部对刑律草案进行修改并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台《修正刑律草案》。

《修正刑律草案》与最初上奏的草案相比，总体布局由原来的总则、分则两部分便成了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虽然总则章、分则章没有变，但条文却由条增加到条，在篇章名称、条文内容上也多有变化，在总则、分则之后增加的“附则”五条更是原来草案所完全没有的内容。

《修正刑律草案》由宪政编查馆核查定稿后交由资政院审议，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清刑律》颁布。

应该说，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其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华夏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就立法内容而言，一个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在内的全新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就立法过程而言，其它法律的制定相对都比较顺利，唯独刑法典的制定一波三折，光绪三十三年的刑法典草案，不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引发了绵延数年之久的“礼法之争”。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仔细“咀嚼”的历史现象，但有一点，认为反对刑律草案就是顽固、保守的说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同步进行的其它法律的制定，也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的法律，就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而且张之洞就说过，凡是传统法律所无或者基础薄弱的法律，如商法、民法、交涉律，不妨尽用洋律。

即使就刑法而言，决定对《大清律例》修订本身就是引进西方法律的过程，这一点一般意见是清楚的，“于名教纲常礼义廉耻之重，仍以中律为主。

其余中律所未完备者，参用洋律。

为交涉事件等项，罪名不妨纯用洋律，庶风土人情各得相宜矣”。

这表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并不顽固，他们懂得取西方之长补华夏之短的道理。

但对传统法律中极为成熟和发达的刑法典，他们则当仁不让，对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法律的刑律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这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华夏传统刑法文化的自信，希望藉此能有和西方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如果连这“最拿手”的东西都没有和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机会，那华夏传统法律文化还有何存在的价值？斟酌、融合中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这就是胤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按照常理，清朝官方和沈氏个人如均以中西融合为宗旨，则制定刑律时，传统法律资源中可供汲取者正多，又何必舍近求远，假手洋人呢？。

越来越多的迹象和材料似乎在证明，刑律草案对于华夏传统刑法典中有价值的规定，并没有能够很好的予以消化吸收而留存于新刑法典之中，而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了”。

下面以《大清律例》中关于官吏犯罪和暴力性犯罪规定的积极价值被《大清刑律》废弃为例，说明草案编纂者对“本土资源”缺乏创造性转化利用。

而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协调融合问题，是华夏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