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有没有搞法制建设的必要性？法治的问题是否是联盟持续发展、持续稳定的关键性的问题？”将香烟夹在手指缝间，维克托目视着米利恰科夫，继续说道，“如果仅从这两个问题自身来看，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难道能够仅仅从某一个问题自身来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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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整天大谈法治问题，翻旧案，试图将自己粉饰成一个观点开明，立场公正的新一代领导人，”语气顿了顿，维克托接着说道，“他的报告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被搁置，他就撇开中央主席团，撇开党的组织原则，擅自将未经讨论的议题拿到党代会上去公开，他以为他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党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并能够以此在后续的会议上掌握主动。”

“呵，”不以为然的笑了笑，维克托说道，“但他却没有想过，联盟的法治建设问题，谁都可以谈，是的，不管是马林科夫同志，还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我以及莫洛托夫同志，中央主席团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谈，唯独他不能主导这个议题的讨论。因为他是贝利亚，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他的手上并不干净，如果由他来主导有关法制建设的议题，我们的党员代表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心存顾虑？会不会认为所谓的法制建设，只是贝利亚以及他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动新一清洗的借口？”

“这个可能性很高，”坐在一旁的安德罗波夫点点头，插口附和道，“今天上午，会议的后半程进行时，会场上的气氛非常微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不正常的氛围。”

维克托抿了抿嘴。就像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随着贝利亚的报告将议题引向法制建设的相关问题，会场上先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骚动，随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当贝利亚的报告结束之后，会场上的掌声稀稀拉拉的。

会场上的沉默以及稀疏的掌声，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被贝利亚的报告吓到了，但也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对贝利亚所作报告的抵触。

就像维克托所说的，以贝利亚的身份，的确不适合主导法制建设的相关工作，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与会的诸多党代表们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喜欢所谓的法治。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联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贝利亚说联盟的法治在斯大林同志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三十年时间里，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的，是准确的。

与法治相对的，就是所谓的“人治”，而从大清洗开始，再到持续了四年的卫国战争，在这漫长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联盟其实是处在一种人治的状态下的。而相比起法治，人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个人专断，无法可依，或是有法不依，并由此导致个人的权力不受限制，想怎么搞怎么搞，想整什么人就整什么人，同时，贪污失控，等等等等。

再看如今的联盟，今天能够来参加全联盟党代会的人，都是从大清洗时期走过来的，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沾着点血，真正清白无辜的人并不是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除此之外，能够坐到党代会会场的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联盟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是“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中所说的干部，因此，他们本身就享受着“人治”所带来的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一千多与会的党代表们，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支持贝利亚想要搞的法制建设，但即便是有人支持他，支持者也绝对占不到多数，可以确定的是，不是那种真正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恐怕是很难选择站到贝利亚一边的。

另外，真正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又怎么会支持贝利亚去搞法制建设，这家伙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是斯大林同志曾经的头号打手，他的脑门上是贴着反派标签的。支持这样一个反派去搞什么法制建设，那和与虎谋皮有什么两样？

所以，在维克托看来，尽管贝利亚搞了一场突然袭击，但他要想达到目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相对于贝利亚，维克托虽然也赞同联盟需要施行真正的法制建设，但法制建设的工作却不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展开，因为就当下而言，联盟并没有一个称得上稳固的领导核心。

要在联盟搞法制建设，必然会出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由此，推动这项改革的人，必须牢牢掌控着联盟的核心领导地位，其必须在绝对掌控局势的前提下，来大力推动这项改革，从而将那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清理出局。

而在如今的莫斯科，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亦或是赫鲁晓夫，都没有能力牢牢掌控局势，他们还处在三方角力的状态下呢，因而，贝利亚早早的跳出来，在未经中央主席团批准的情况下，将法制建设的问题拿到全联盟党代会上去的讨论，其将要面对的局面，恐怕不会像他自己想象的那般乐观。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这个时候，必须将更多地关注放在那些威胁性更大的人身上，”迎着安德罗波夫的目光，维克托伸出手，用食指在那份文件上敲了敲，说道，“比如说文件中涉及到的这些人，我们要确保这些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足够安稳，不会试图以某种愚蠢的方式来改变局势。”